进步只在拉美拐了一个弯儿

巴西世界杯正进行得热火朝天，全球目光都聚焦于这场足球盛事。然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拉美球队在本届赛事中表现强势，几乎将世界杯变成了美洲杯的舞台。作为前殖民宗主国的西班牙队以0:2输给了曾经的殖民地智利队，使得这支卫冕冠军成为本届杯赛最早被淘汰的队伍之一。有网友略带讽刺地评论道：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西班牙失去最后一块殖民地古巴，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强势统治持续了四百多年；而这一次，西班牙队仅仅在世界杯赛场上停留了一周便打道回府。

拉美人在足球场上的恩怨情仇，不禁让人联想到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这不仅因为他用优美的文笔追忆了这项美丽的运动——著有《足球往事》，更因为这位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以笔为剑，创作了轰动全球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部作品犀利地揭示了五百年来新旧殖民主义对拉美大陆的残酷掠夺：我们的贫穷，源于他们的富裕；我们的落后，源于他们的发达。这部文笔酣畅淋漓的经典之作，使其成为出版界的“长青树”，也被视为拉美左翼的“圣经”。

然而，这位以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反美立场著称的左翼知识分子代表，似乎在其晚年观点有所转变。在世界杯开赛前两个月于巴西利亚举行的第二届图书节开幕式上，73岁高龄的加莱亚诺对自己在而立之年写就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似乎流露出一些反思。他承认，“我当初试图将这本书写成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但我当时并不具备必要的学术训练和知识储备。”如今，“现实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本人也改变了许多。”他认为那本书“属于过去的时代”，并坦言“我现在无法重读它，否则会感到不适。对我而言，那种传统左派的论述风格如今显得过于沉重，我的身心已难以承受。”相反，多元化似乎成了他新的信念。“现实之所以复杂，正是因为人类境况本身是多样化的。直到今天，仍有人将所有的多样性视为威胁。但幸运的是，多样性并非威胁。”

时光流转，世事变迁。20世纪后期至今东亚地区的经济繁荣，为加莱亚诺过去的信念提供了一个反例；而21世纪初拉美地区由大宗商品繁荣带来的“黄金十年”，或许更让他感到坚守旧有立场的沉重。事实上，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阿根廷等国相比，巴西、智利以及他的祖国乌拉圭所进行的社会民主实验赢得了更多支持，也是他更倾向于认可的模式。这种转变的发生，或许源于他在四十三年前就曾敏锐而略带忧郁地预见到的现实：在一个由苹果、三星、西门子、松下和索尼主导的世界里，“技术女神不讲西班牙语”的状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难以改变。

发生改变的并不仅仅是加莱亚诺个人，拉美民众也开始以新的视角看待历史。有证据显示，他们对全球化表现出令人惊讶的热情，并对过去新旧殖民主义带来的伤痛给予了相当的宽容。这确实有些出人意料，毕竟在思潮纷繁的拉美大陆，依附理论曾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然而，两大知名民调机构——拉美晴雨表公司和皮尤全球态度调查的数据均表明，拉美人正在拥抱全球化及其前殖民宗主国。2007年和2009年的拉美晴雨表调查发现，在西班牙的前殖民地国家，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西班牙对其国家的历史影响是积极的，这一比例几乎是持负面看法者的五倍。超过80%的多数受访者对前宗主国西班牙也持正面看法。同时，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在2002年和2010年对8个拉美国家的民众进行采访后发现，在关于“外国大型企业的影响是好是坏”的问题上，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受访者认为其影响是积极的。调查还显示，在拉美地区，国际贸易比外国投资更受欢迎：约70%的拉美人认为自由贸易利大于弊。

加莱亚诺的思想“演变”，马杜罗总统面临的执政困境，阿根廷债务危机的再次浮现，或许正将“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这句充满激情的口号，从一个坚定的感叹号拉向一个充满疑问的问号。这些过去和现在更多强调外部危险的论述，或许不得不进行内省，去探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那个具有决定性的内部因素。

2005年11月，在日裔美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主持下，来自美国和拉美国家的知名学者齐聚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地点选择颇具深意！），共同探讨两个美洲——发达与不发达——的成因。会议上，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外部影响、殖民遗产、自然资源、疾病和自然环境等因素被归为“无法解释发展差距的因素”，因为它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被证明缺乏说服力。不过，相对而言，文化因素的解释力稍强一些。天主教伦理与新教伦理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普遍被视为现代民主和市场经济的阻碍。但一个悖论是，在亨廷顿所称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都信奉天主教。或许，相较于宗教，政治文化对发展的解释更具价值，也更为深远。“在拉美，非正式秩序往往决定着正式制度的运行方式。”福山毫不犹豫地将这种制度的潜规则写入了他的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中。他不仅强调了产权、法治以及能够减少冲突、促进集体行动的政治制度等制度性因素，也指出了政策和社会结构的解释力。政策源于政治制度，决策失误是政治制度缺陷的产物，而政治制度本身却难以改变。同样，持续出现的社会冲突和动荡也导致了拉美的不发达，但这恰恰是制度造成的结果，因为其制度安排只考虑了部分群体的利益诉求，即达龙•阿塞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所称的“攫取性制度”，而非“包容性制度”。

阿根廷无疑是一个典型案例。正如社会学家马里阿诺•格隆多纳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的文化条件》中所指出的，他的祖国阿根廷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经历了“不发达转型”的国家，即从发达状态重新滑落回不发达状态。这也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曾说过，世界上有四种国家：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日本和阿根廷。普遍认为，阿根廷的“不发达转型”受到了某种“引力”的作用——即民粹主义的诱惑。自1930年以来，阿根廷就陷入了政变、冲突与动荡的漩涡而难以自拔。此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庇隆主义主导着阿根廷政治，其遗留的困境至今依然存在。尽管如此，作为一种鼓吹大众动员以对抗现有秩序的政治哲学，民粹主义在阿根廷从未消退。今年4月，阿根廷政治哲学家、基什内尔主义的理论推手厄内斯特•拉克劳逝世；两个月后，克里斯蒂娜总统任命理查多•福斯特为新设立的“国家思想战略协调秘书”，负责“设计、协调并筹建一个国家思想智库”。

阿根廷显然不是最后一个，也并非受此诱惑最深的国家。经历了十年的经济增长之后，拉美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仅仅依赖于大宗商品，而与技术进步、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关系不大。发展进程似乎在这里拐了一个弯，缓慢增长或许将成为拉美地区的新常态。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年太平洋联盟四国（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2%，而南方共同市场三国——委内瑞拉（-0.5%）、巴西（1.8%）和阿根廷（0.5%）——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6%。甚至有传言称，巴西正在变得像阿根廷，阿根廷正在变得像委内瑞拉，而委内瑞拉正在变得像津巴布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