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哥伦比亚税改引抗议；石油时代的“最后之人”

哥伦比亚示威活动：对抗不平等与加剧社会分裂

2021年5月21日，原计划由阿根廷和哥伦比亚联合承办的美洲杯足球赛出现变数：哥伦比亚不再担任本届赛事的主办国。这一体育新闻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哥伦比亚失去主办权不仅源于该国新冠疫情的严重反弹，更因为自四月末以来，与疫情几乎同时爆发的全国性抗议活动正加剧国家的动荡局势。

自4月28日起，随着总统杜克宣布将推行新的财政改革方案，计划增税并削减政府开支，哥伦比亚民众的愤怒情绪被迅速点燃。至5月3日，杜克总统宣布撤回原改革计划，承诺将基于“政治共识”重新起草方案；财政部长也因此辞职。然而，这些举措并未平息民众的街头抗议，反而因杜克随后的强硬立场及警方应对示威时的暴力行为，激化了更深层的社会矛盾。

2021年5月6日，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民众持续举行街头抗议活动。

哥伦比亚上一次大规模税制改革发生在九年前，此后该国人口持续增长，但贫富差距也日益扩大。此外，国内虽与反政府武装达成和平协议，但有组织犯罪率却开始上升；对外则需应对因本国政治危机而大量涌入的委内瑞拉难民——据报道，难民人数高达180万。面对这些挑战，全球新冠大流行无疑使哥伦比亚的局势更加严峻：公共卫生系统不堪重负，去年已实施居家令，这对贫困人口乃至普通家庭生计构成巨大压力。疫情期间，该国确诊病例超过270万，死亡人数逾7.5万。

推行新一轮财政紧缩政策，可能是哥伦比亚政府为维持财政稳定和国际信用评级所作的努力，但引发的抗议浪潮或许超出当局预期。在4月底至5月初的示威中，全国出现大规模罢工，众多货车司机停工，导致许多必需物资运输受阻。政府方面则有意淡化初期冲突的严重性，并将矛头指向所谓的“城市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在波哥大、麦德林等主要城市及冲突最激烈的卡利，大量公共设施遭到破坏；截至5月3日，抗议活动已造成19人死亡，800多人受伤。哥伦比亚当局也多次强调抗议对疫情的影响，国防部表示将增派人员确保抗疫物资及时送达。

然而，截至目前，哥伦比亚的抗议活动仍未平息。全国示威已持续近一个月，除罢工外，学生团体也加入其中，与工会等组织一同要求与政府对话。这些来自城市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抗议者不满足于总统撤回税改方案，而是要求当局提出进一步改革措施，解决长期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同时遏制全国范围内的暴力犯罪——后者也是杜克在应对抗议时归咎的对象。抗议持续蔓延的另一原因是警方对示威者采取的暴力镇压手段，前总统桑托斯已公开呼吁杜克对警察暴力承担责任。

据半岛新闻网援引观察人士分析，哥伦比亚此次全国性抗议源于长期存在的社会不公和暴力犯罪，这两者在疫情期间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疫情持续冲击该国社会和医疗系统，造成巨大损失。随着警察暴力在抗议中出现，预计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感将继续恶化。

除了抗议者与警方之间的激烈冲突，哥伦比亚这场全国性危机也暴露并加剧了另一层面的社会不公，即该国的“阶级”问题。根据《卫报》报道，哥伦比亚社会长期存在严格的等级秩序，最明显的表现是城乡差距以及土著和非裔族群被忽视。表面上，反对社会不公和暴力犯罪对当地土著居民同样是核心议题，因此部分土著人也加入了和平示威，但所谓的“市民”与“土著人”之间的长期差距在持续示威中被放大。

在卡利，罢工者堵塞交通，推动游行队伍向富人区进发，但在富人区附近遭遇另一批武装平民设置的路障，随后据称来自富人区的武装民众向示威者开枪。这种情况在当前的哥伦比亚抗议活动中并不罕见。随着当局将矛头指向有组织的暴力犯罪，包括此前活跃于乡村地区的激进左翼武装，民众之间、特别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被有意淡化，针对原住民的暴力也因此未得到有效制止，因为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地区，在种族、政治利益和公共安全考量上被视为非“市民”。

卡利一所大学的教师卡洛斯·冈萨雷斯指出，当局并未意识到当前抗议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城市中产阶级，而非农村武装分子。另一方面，接受采访的哥伦比亚富裕阶层将警察视为他们和国家的保护者，这反映出该国社会矛盾和认知偏差的严重性。

事实上，在哥伦比亚，土著居民被污名化甚至遭受种族歧视并不新鲜。至今，哥伦比亚土著人仍常被指控为贩毒集团工作或参与农村武装活动，这也使得社会分层更加明显。尽管土著人和城市中产阶级有类似的政治诉求，如反对社会不公和有组织犯罪，但这些议题即使得到当局重视并解决，土著人也未必能分享到成果。

当前哥伦比亚似乎陷入了一个嵌套的恶性循环：除了长期的结构性社会问题，疫情加剧了社会不公和暴力犯罪，而示威抗议又延缓了当局应对最新一轮疫情的进程。5月20日，邻国巴拿马宣布将暂时关闭与哥伦比亚的边境，以防止疫情蔓延。此前哥伦比亚曾宣布重开边境和两国航运，但疫情恶化使巴拿马当局不敢掉以轻心。如今哥伦比亚当局面临的疫情仍在爆发，而他们所指责的有组织犯罪正以另一种方式撕裂社会，杜克总统及其政府需要提出的或许远不止一套基于共识的财税改革方案，还需要更多有说服力的措施，哪怕是设想，以安抚民众和这个长期遭受不公与暴力摧残的社会。

参考资料

“Colombia protests leave 19 dead, more than 800 injured as strike continues”. The City Paper Bogota: http://thecitypaperbogota.com/news/colombia-protests-leave-19-dead-more-than-800-injured-as-strike-continues/27340

“Colombia mass demonstrations ‘reflect a deep national crisis’”. Aljazeera: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1/5/19/colombia-mass-demonstrations-reflect-a-deep-national-crisis

“Colombia’s class war turns hot on the streets of Cali”.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21/may/19/colombia-class-war-cali

“Colombia: Controversy and violence greet Indigenous protesters”. Deutsche Welle: https://www.dw.com/en/colombia-controversy-and-violence-greet-indigenous-protesters/a-57588268

“Panama says will temporarily close border with Colombia over COVID-19 risk”.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mericas/panama-says-will-temporarily-close-border-with-colombia-over-covid-19-risk-2021-05-20/

石油时代末期的沙特阿美

5月初，自由记者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耶在独立网站东方二十一发表评论文章，题为“沙特阿美：石油时代的最后坚守者”，分析了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商沙特阿美如何从全球经济缓慢脱碳中持续获利，努力使沙特成为石油时代末期的领导者之一。

沙特阿美的油田生产设施

卡斯特利耶从去年9月空客公司发布的三款概念机谈起。新冠大流行给民用航空带来史上最严重危机，促使空客宣布名为ZEROe的未来项目：计划在2035年部署首架“零排放”飞机。这家欧洲公司在宣传视频中展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氢动力飞机，包括可搭载200名乘客的翼身融合设计飞机。技术进步为航空公司减少碳足迹带来希望，但“绿色氢”仍被认为成本过高，缺乏商业可行性。

对于航运、采矿、钢铁、塑料和水泥等难以脱碳的行业，石油依然不可或缺。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的预测，到2050年，全球石油日消费量可能仍在3000万至9500万桶之间。BP承诺到2030年将其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减少40%。石油输出国组织预计，到2045年，全球原油日产量将达1.09亿桶。

全球最大原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从全球经济缓慢脱碳中看到继续从石油获利的机会：“我们认识到，可持续能源解决方案对加速全球能源转型至关重要……但事实上，这需要时间，因为许多地区缺乏石油替代品。”这段声明由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赛尔于2021年3月发表。这家被视为沙特摇钱树的石油巨头，提供全球十分之一的产量，并期望在未来50年满足中国的能源需求。

沙特阿美能够开采相对浅层的石油储量，这一优势使其生产成本全球最低，仅为俄罗斯的一半，比美国页岩油成本低近三倍。过去几十年航运成本下降增强了其竞争力，确保利雅得在损害环境的同时出口“低成本”原油的能力。石油生产占全球海洋贸易碳排放的四分之一。

卡斯特利耶接着剖析了沙特阿美宣扬的“清洁污染”概念。该公司强调其生产的石油是全球第二“清洁”的，仅次于丹麦，因此有理由主张在石油时代末期扮演关键角色。这种“低碳”说法基于一项由沙特阿美共同资助的研究，2018年发表于美国《科学》杂志，该研究分析了90个国家8966个活跃油田的排放，占全球产量的98%。文章结论称，每桶沙特汽油在开采、处理和运输过程中排放27公斤二氧化碳，为全球第二低。因此，该公司声称，到本世纪末，使用低碳原油可能减少至少180亿吨碳排放。但与全球能源相关碳排放量相比，这个数字微不足道：自2000年以来，碳排放量已近600亿吨。美国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能源专家吉姆·克兰认为：“沙特阿美希望公布这些数据可以理解。这有助于塑造良好形象，并使其能够宣称，使用沙特石油的碳排放低于其他任何地区。”

通过隐藏在“矮子中拔高个”的论述背后，沙特阿美回避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问题。研究现代社会系统脆弱性、能源环境约束及恢复策略的专家亚瑟·凯勒指出：“坚持走到石油工业文明尽头的‘最后坚守者’策略是一种异端。我们正在突破地球极限，玩火自焚。现在是时候关注核心问题了，即我们星球的可居住性……考虑到气候崩溃将给该地区带来的损失，海湾国家自私顽固的牟利行为更令人震惊，因为该地区将承受一切后果。”事实上，科学研究表明，阿拉伯-波斯湾地区可能在2070年后部分变得不适合居住，尤其是在夏季。

卡斯特利耶进一步分析，在全球减产的背景下，沙特阿美却在扩张。

致力于分析气候变化对金融市场和化石燃料投资影响的智库“碳追踪者”宣称，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特别是在本世纪末前将温升控制在1.5℃以内，从现在到2040年，主要上市油气公司必须减产三分之一。

自1965年以来，沙特阿美是全球最大的公共污染源，碳排放占全球4.8%。反其道而行，该公司希望将石油日产量增至2.13亿桶，比2020年4月创下的纪录多100万桶。其目标是抢占西方竞争对手因舆论压力减产而让出的市场份额。除非其决策者效仿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做法，后者于1月宣布向印度出口200万桶100%碳中和石油——这是全球首次，但这一华而不实的声明实际上掩盖了通过购买碳信用额补偿排放100万吨碳的做法。这种做法受到批评，不仅因补偿方法缺乏透明度，还因它助长了“更清洁污染”的观念。

亚瑟·凯勒认为，沙特阿拉伯是少数拥有“强大杠杆”能力的国家之一，能够引导国际对话向深刻转变经济体系和生活方式的方向发展。“理想情况下——但所需意识形态信念极高，以至于我像在做白日梦——石油输出国联盟可以通过宣言向世界发出强有力信号：‘我们将提供必要石油，确保向尽可能脱碳和脱塑的文明过渡，那些致力于雄心勃勃社会转型计划的国家将获得优惠关税。’”

卡斯特利耶进而批评沙特阿美运作缺乏透明度。

尽管沙特阿美竭力在能源转型中扮演受尊敬的角色，但在首次公开发行1.5%股份时，却难以兑现透明度承诺。该公司在上市说明书中吹嘘的碳足迹实际上被低估了多达50%，因为它未将许多炼油厂和石化工厂的排放计入。虽然公司承认错误，但仍拒绝将合资企业工厂纳入碳评估。持有该公司股份的沙特商人萨利赫·奥马尔认为：“环境法规尚不严格，对于像沙特阿美这样掌握沙特命脉的实体，我们不能施加过于严格的规则。”

沙特阿美也是最后几家拒绝披露其燃料最终客户使用产生的Scope 3排放量的大型上市石油公司之一。（温室气体排放计算分为直接排放Scope 1、基于电热或热能使用的间接排放Scope 2和其他间接排放Scope 3。Scope 3不直接与产品制造相关，而与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其他阶段，如交付、运输、使用、报废等相关。）这些通常占石油公司总排放量的80%以上。彭博社估计，沙特阿美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的4%。然而，海湾石油公司并非唯一缺乏透明度的公司。直到今年，美国埃克森美孚才首次公布其Scope 3排放数据。

这些石油公司的做法使政府和工厂无法获得“绿化”碳足迹所需的基本数据，同时也影响公共健康。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的说法，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的最大工业来源”，被怀疑会导致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

卡斯特利耶最后写道，在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对异议的镇压，剥夺了公民要求沙特阿美承担责任的可能性。此外，该地区所有政府对公众辩论的严格控制削弱了公众对石油行业长期影响的认识。

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一项研究，尽管人们环保意识在提高，但“很大一部分”人口仍然“无知”。在18至24岁年轻人中，近一半声称从未听说过“碳足迹”一词，或不确定其含义。这种无知使沙特决策者不必为棘手辩论而苦恼，不必解释成为石油时代“最后坚守者”所需的人道代价。